震後餘生,殘生餘震:《唐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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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唐山大地震》,故事改編自張翎的短篇小說〈餘震〉。

張翎是加拿大著名華裔作家,浙江溫州人,少女時經歷文革,成年後赴美留學,輾轉到加拿大定居。因職業是聽力治療師,常須傾聽各種傷痛的回憶,她的小說擅長將女性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她們曲折的命運,故事跨時通常含括數代人,空間則來回太平洋兩岸,她筆下的女主角大多像她一樣,是跨文化婚姻、多語言的華人知識女性,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來到異鄉,卻在過程中遭遇種種的心靈困境。

〈餘震〉小說裡的女主角王小燈,在4歲時遇到唐山大地震,在瓦礫堆下被母親「拋棄」,從此心靈留下一道難以痊癒的創傷,長期失眠多夢,精神狀態非常不好。13歲時,收養她的解放軍養父王德清對她性猥褻,使她再度離家。成長過程中缺乏情感依附,使她極沒安全感;養母董桂蘭忽然病逝,她沒有流下一滴眼淚,眼睛若兩個冰窟,臉凝聚成霜,只對著董桂蘭的骨灰盒說了一句:「你騙了我」。因為董桂蘭剛領養她時曾說過會一輩子都和她在一起,而如今董桂蘭卻忽然病歿走了,所以王小燈記恨她。

對待中國丈夫楊陽,她懷疑他在外面與合作夥伴、與女學生有曖昧關係;對待女兒蘇西,王小燈會偷看她電腦上的聊天記錄、責駡她在鋼琴課上看小人書、堅決不讓她晚上出去參加睡衣舞會。她這種強烈的控制欲和敏感多疑,最後導致女兒離家出走,丈夫離婚,情感上受到更嚴重的創傷。她的生命始終處於殘缺的婚戀、失落的親情、心靈創傷的困境之中。

王小燈沒有流淚的能力,她在接受心理治療時,總是看見一扇無法打開的窗戶,小說末尾她踏上療癒之路,回到童年的家鄉,看見一直活在愧疚中的母親,她選擇寬恕母親李元妮,也寬恕了自己,而使彼此都獲得精神上的救贖。

張翎自己是虔誠的基督徒,有時對待自己創造的角色不夠「狠」。她曾經說過,王小燈與母親和解,不是最適合,但卻是最好的結局。這樣一樁悲傷而結尾勉強圓滿的故事,被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卻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充分顯示當代中國「和諧社會」的特殊國情。

電影時段較長,可以比小說做更多鋪敘,並且彌補原著不足之處。如電影內安排李元妮的丈夫拉住她,自己衝向屋內救孩子,替她而死。將李元妮對亡夫的歉疚感更深化,為她災後終身不改嫁,不願搬離老家的行為作出更合理的解釋。

從原著故事裡,小孩就被刻意設定為龍鳳胎,雙胞胎本該擁有相同的人生,但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性別暗示了命運分歧的必然。災難當下李元妮面臨的是道德上的兩難,一塊板兩頭壓著兩個孩子,必須橇一頭,犧牲一個孩子,另一個才能活。這個悲劇發生的必然性,是故事發展的基礎。電影裡更刻意特寫兩個瀕死掙扎的孩子都有意識,都在瓦礫下清楚聽見媽媽說出口的那句話:「救弟弟」!

姐姐小登在無助的黑暗裡滑落絕望的眼淚,等待死亡。弟弟小達被救活了,卻得截斷左臂,成為殘疾。但在姐姐的「屍體」被遺置在路旁的時候,天上落下小雨,洗去捂住口鼻的泥土,小登慢慢恢復意識。她從屍堆裡站起身,環目四顧,心如槁木死灰,不知何去何從,這時一位慈藹的「人民解放軍」適時地發現了她,從此開啟了她另一階段的人生。

這段被解放軍拯救的情節在小說〈餘震〉裡沒有,小說內甦醒後的小女孩漸漸回憶起經過,作者沒有直接描寫小女孩內心的傷痛,而是生動地刻畫了一個細節——「她撕扯起自己最為心愛的書包,書包帶很結實,小女孩撕不開。小女孩就彎下來咬。女孩的牙齒利如小獸,經緯交織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齒之間發出淒涼的呻吟。布帶斷了,女孩將書包團在手裡,像扔皮球一樣狠命地扔了出去。」作者藉由丟棄地震前母親給的書包,這一系列的動作與神態描寫,將那種撕心裂肺的苦楚刻畫得淋漓盡致。

但張翎是浙江溫州人,畢竟沒有真正經歷過大地震。臺灣人就會知道,地震災後現場一大堆救災人員忙進忙出,不太可能放任一個小女孩不管,讓她有餘裕咬斷書包,再自行孤獨離去。電影裡被前來救災的軍人發現無疑是比較合理的情節設計。

不過《唐山大地震》電影最不合理的部分是,裡面解放軍的形象實在「高大上」到太誇張,馮小剛硬生生把一部書寫「疼痛」的小說拍成一部「軍愛民,民敬軍」的溫暖軍教片。劇中只要出現解放軍的場景,除了救災時為了突顯奮不顧身的情操,不得不在臉上弄點髒污外,其他只要有解放軍的畫面,人人都是衣著整齊光鮮,精神抖擻。擺明就是一副國家翹楚,人民救星的樣子。

收養方登的解放軍夫妻是一對男帥女美,不僅顏值高,品德也極為崇高的模範父母。他們順從養女的心意將之取名為「王登」(小說內是王小燈),這對夫妻思想開明,容易溝通,尊重養女的決定。而且養父在毛澤東公祭時走在前列,他的軍階想必很高,從家裡的擺設看起來經濟狀況不錯。電影裡的女主角除了四歲被母親遺棄外,不再有其他心理創傷,根本生活在一個罕見的幸福模範家庭裡。

至於小說內解放軍養父對養女猥褻的情節就別說了,當然刪了。電影裡改成女兒晚上做惡夢睡不著,穿睡衣的慈父為她按摩頭皮,簡單帶過。

電影裡的王登成年後嫁到加拿大,有一天在外國看見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內心激動不已,決定返國救災;而當年他的斷臂弟弟「方達」已然事業有成,也帶領員工去汶川發放賑災物資。

在汶川災區,擔任醫護工作的王登看見另一位在生死決斷之際,親口決定將女兒鋸腿,以免危害到救災人員,而當女兒的腿真的被鋸斷了,又悲痛不已的偉大母親。

同時她還巧合聽到數十年不見的弟弟向救災人員吐露心聲,說出當年他的母親決定捨棄女兒,數十年來一直活在悔恨傷痛之中。

於是數十年的母女心結稍解,王登決定回老家看看,看望那個以為女兒死於1976年,連墓碑都幫她建好的母親。一進門,母親就向女兒道歉。王登親自打開自己的棺木,裡頭疊放著從小到大媽媽為她買的課本與日用品,每一件物品都承載著母親對「亡女」的歉疚與思念。於是王登為自己數十年不通音訊向母親道歉,成為一齣圓滿的家庭悲喜劇。故事也就在滿滿的正能量中結束了。

從原著小說到電影,每個角色自1976年以後,都活在「餘震」之中。災難從未過去,它存在每個倖存者的記憶裡。但小說與電影對「心靈餘震」的切入點不同,成為饒富趣味之處。同樣經歷過文革,同樣從小在中國長大,定居加拿大的張翎探討人類心靈的傷痛與療癒,描寫「疼痛」的故事,被住在中國的導演馮小剛改編成一部政治正確,從「解放軍是唐山人的大恩人」的角度重新詮釋唐山大地震的溫暖影片。小說與電影的差別,充分顯露當代中國政治對文藝的控制力。

當然,馮小剛不這樣拍,不讓它處處充滿正能量,不賣力歌頌解放軍,這部電影是不可能上映的。可是《唐山大地震》電影上映後,在中國票房叫好又叫座,可見它也確實合乎當代中國民眾的審美觀與價值觀。至於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不是黨塑造的,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從原著到電影,解放軍養父從狼父變成慈父,故事由悲劇變成喜劇。充分顯示加拿大和中國言論自由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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