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友宜奉黨國的命,行不義的事,難道不該負起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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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奉命行事的說法,恰恰證明了侯友宜是一枚沒有理想的棋子。

4/18日已故立委盧修一的友人,替他出版一本紀念專輯──《盧修一與他的時代》,內容提到侯友宜當年擔任臺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時,專門抓「黑名單」上的海外異議分子。

1989年8月,突破國民黨「黑名單」返臺的世臺會會長李憲榮、副會長蔡銘祿、總幹事羅益世與臺獨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等人,闖關回臺成功,參加世界臺灣同鄉會在高雄市召開舉行的第十六屆大會。8月27日,盧修一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為了保護蔡正隆、羅益世二人,被數百名霹靂小組與鎮暴警察包圍,盧修一還被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侯友宜與警察在車內強灌催淚瓦斯、噴辣椒水,蔡正隆與羅益世則被侯友宜從車上強行拉出,強押到桃園機場驅離出境。

對此,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則表示:「每個時代應該要往前看,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清算當時奉公執法的同仁,這也算轉型正義嗎?有這個必要嗎?」

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其實只是侯友宜為了轉移焦點、避重就輕的伎倆。

我們來看看歷史上另一個相當有名的案例:

德國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曾經「奉公執法」將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死亡的列車。納粹政權倒臺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查出艾希曼的下落,並且於1960年5月11日將其綁架,秘密運至以色列,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同年12月11日艾希曼被判處有罪,12月15日被判死刑,震撼世界。審判中艾希曼也為自己辯護說:「我無罪,我一切都是奉命行事。」

當然,我們不是主張轉型正義就是一定要有人上了斷頭臺,才能撫慰所有被害者以及家屬的創傷,但就如漢娜鄂蘭認為:「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如同艾希曼這樣一個遵從命令的官僚,他所體現的不是「極端的邪惡」,而是「平庸的邪惡」,當你甘於放棄對善惡是非的判斷力去服膺權威,那麼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導致最極致的邪惡。

侯友宜目前為自己開脫的說法,很巧妙地吻合了艾希曼這個歷史人物的脈絡,我們必須提醒侯友宜,我們都需要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知道它的可怕,才能夠免於重蹈覆轍,一個能夠鉅細靡遺,不怕歷史真相呈現在眼前的社會,才有和解共生的可能。而非像侯友宜目前的做法,不斷要求被害人放下、遺忘,不斷要求大家往前看,彷彿背後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實情。雖然承認與面對,等於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內心必須經歷很大的折磨,但是,不承認、不面對、不交待,就永遠得不到救贖,社會也得不到更為清晰的真相,就更難談原諒與信任了。

就算選上了市長,身上還是永遠背著迫害鄭南榕、迫害異議份子的罵名,更證明自己不是一個面對權力、誘惑之下,還能堅定理想,奮起抵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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